2025 中国大陆及港澳台跨性别社群生存现状简报

引言

跨性别人士是指性别认同与出生时指定的生理性别不一致的人群。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跨性别社群近年在争取生存与平等方面经历了诸多挑战和变化。本报告将从社群规模与结构、政策环境、社会污名与媒体报道、网络文化影响等方面，综述跨性别群体的生存现状，并引用官方统计、学术研究及社群调查数据以确保信息准确权威。

一、社群情况

人口规模与分布： 跨性别群体在华人社会中缺乏官方统计。据联合国2012年亚太地区调查推算，约0.3%的成年人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 (1)。以此比例估计，中国大陆可能有约400万跨性别人口。然而2014年发表在《柳叶刀》的一项研究中，中国医生仅粗略估计全国有约40万跨性别者，并指出过去30年里在正规医疗系统接受过相关诊疗的不到800人 (2)。两种估算反映了定义口径差异：前者涵盖广义认同者，后者或仅指完成医源性变性者。台湾方面，有本土研究估计跨性别人群约占总人口0.5%，折合约10万余人 (3: 【跨越性別牆12-6】台灣10多萬跨性別者圓夢最大障礙「家庭)。香港和澳门未有官方数据，但按国际比例推算，香港约有2万余跨性别者，澳门仅数百人规模。总体而言，各地跨性别者的人口年龄分布以年轻群体为主，许多人在青春期即意识到性别认同差异。据2017年北京大学的一项跨性别群体调研，大多数受访者在18岁之前就开始产生性别认同的自我觉察，其中7–12岁意识到性别不一致的占31.9%，13–17岁占29.4%。首次向他人公开自己跨性别身份的高峰年龄段在13–24岁之间 (4)，这显示相当多的跨性别者在学生时期即经历内在认同冲突。

社交环境与地域差异： 在社会环境方面，大城市相对包容度更高，跨性别群体也更为可见。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陆一线城市，跨性别者较易找到同路人并获得专业支持（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于2017年开设全国首家跨性别门诊，为跨性别者提供医疗咨询）。然而在欠发达地区和保守社区，跨性别者往往难以公开身份，社交环境较为压抑。台湾的社会文化相对开放，近年来跨性别族群在校园、职场更加敢于表达；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对跨性别者的社会接纳度也在提升，一项调查显示约80%的香港市民对变性人士表示高度或中度接受 (5)。澳门的社群规模很小，跨性别者多融入邻近的香港或大陆圈子寻求认同支持。

社群支持网络与组织： 跨性别群体为了互助，逐渐形成线上线下的支持网络。在中国大陆，虽然没有官方的跨性别社团注册，但民间组织和公益机构在LGBT框架下为跨性别者提供支持，例如北京同志中心曾于2017年发起大规模跨性别生存状况调研，收集到2060份有效问卷，反映社群需求。上海、广州等地也有志愿者小组和线上论坛分享变性医疗经验和心理辅导。由于现实空间受限，网络社群尤为重要：QQ群、微信社群里聚集了大量跨性别者交换信息、寻求情感支持。然而这些自发网络有时被外界误解甚至打压。例如，2021年媒体报道一位母亲发现15岁孩子在“药娘”QQ群获取荷尔蒙自行注射，认为群内“坏人”诱导，报警后警方介入调查此事 (2)。这反映某些线上跨性别互助群在帮助成员的同时，也面临监管压力。

在香港，有专门服务跨性别社群的注册组织，如2008年成立的「跨性别资源中心」（TGR）和2015年成立的「性别空间」等，提供咨询热线、互助小组和公众教育。这些机构致力于提高社会对跨性别议题的认识，并为正在过渡期的跨性别者提供支持服务。香港每年都会举办小型的跨性别社群聚会、经验分享会，亦有跨性别者参与每年的同志游行，提高可见度。台湾的跨性别社群组织更为活跃。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等团体设有跨性别小组，2023年更发布了《台湾跨性别族群生活处境报告》，系统调查了跨性别者在家庭、教育、职场等方面的处境 (6: 《2023台灣跨性別族群生活處境報告》暨記者會 |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台湾也出现了专门的跨性别人权团体和社群，例如伴侣盟的跨性别资讯平台，推动身份确认简化和反歧视立法 (7)。总体而言，这些社群网络（无论线上线下）在互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不少跨性别者从中获得“家人”般的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仍有大量隐形人群因恐惧污名而未能加入社群，特别是在社会保守的角落，跨性别者往往处于高度隐匿的生存状态。

二、政策环境的影响

法律和身份认同文件变更： 中国大陆目前尚无专门的《性别承认法》，但公安部在2008年下发的内部通知对变更户籍性别项目作出了指引：跨性别者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变性手术）后，可持医院证明申请更改身份证及户口本上的性别登记 (8)。这意味着大陆地区要求跨性别者以完成外科手术为前提才能在法律上变更性别 (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份评估报告证实了这一点，并指出除手术要求外，跨性别者在变更法律性别身份时还面临其他阻碍，例如需出具所在工作单位或学校的同意函等不合理条件 (5)。值得一提的是，大陆的高校和教育机构无权更改已颁发学历证书上的性别标识 (5)。因此，即便一些跨性别者完成手术、更换了身份证，其毕业证、学位证仍显示原性别，在求学深造和就业晋升时可能遭遇质疑，难以证明这些证书确属本人 (5)。

香港在法律性别承认方面近年经历重要转折。以往香港入境处规定，只有在申请人“完成整套性别重置手术”（包括切除原有生殖器官并构建异性的生殖器官）的情况下，方可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标记 (7)。这一苛刻要求遭到跨性别群体的司法挑战：2017年三名跨性别男性（其中包括著名案例原告Henry Tse）提起司法复核，直至2023年2月香港终审法院最终裁定现行政策违宪，认为强制要求全面手术才能换证对相关人士造成了不可承受的严苛负担 (9)。受该判决影响，香港政府于2024年4月公布了修订后的身份证性别更改指引。新政策放宽了部分手术要求，取消了申请人必须摘除子宫和卵巢或构建阴道的条件。然而，新规仍保留了大部分手术门槛，例如跨性别男性需切除乳房，跨性别女性需切除阴茎和睾丸等，以证明已“改变主要性特征”。这种折中方案引发了人权团体的不满，认为香港当局并未真正落实法院精神，依然要求跨性别者承担重大医疗风险才能获得法律承认。需要指出，香港目前没有全面的性别承认立法，上述换证指引只是行政措施。针对尚未完成手术的跨性别者的权利保障仍有真空，政府已成立“性别承认跨部门工作小组”研究制定相关法律 (10: 律政司- 社區參與- 新聞公報- 立法會七題︰保障變性人的權利)。

台湾在身份法律性别变更上采用的是行政命令模式。内政部2008年的一则函释要求，申请变更户政登记性别需提交两名精神科医师的诊断证明，并完成“摘除主要性别器官”的手术证明 。具体而言，男变女者必须切除睾丸和阴茎，女变男者必须切除乳房、子宫和卵巢 (11: 臺灣跨性別權益 - 維基百科)。没有明确要求构建新器官，但须摘除“两种以上”原有性器官 (12: 台湾跨性别“免术换证”议题延烧，女性安全成争议焦点｜Whatsnew)。这意味着台湾与香港、大陆类似，将不可逆的性别确认手术作为换证前提。随着人权观念进步，台湾社会近年出现了“免术换证”（无需手术即可更改法律性别）的呼声。2021年起，两名跨性别者分别提起诉讼挑战该政策。其中“小E案”在2021年底获得法院判决胜诉，成为台湾首例无需手术而成功更换法律性别的案例。这一定程度上撼动了旧政策的合法性基础。然而，由于旧规属行政命令并未经立法，政府目前尚未普遍修订规定。有关免术换证的讨论仍在延烧，法务部门和性别平等团体正在研议更人道的性别变更程序。可以预见，台湾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取消强制手术要求，实现亚洲率先的自我性别认定（Self-ID）模式，但目前大多数跨性别者仍需遵循旧规进行身心评估和手术方能换证。

澳门在性别法律承认方面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截至目前，澳门政府未制定允许跨性别人士更改身份证明上性别的政策，相关法律保障阙如 (13: 在澳門與跨女約會 - My Transgender Date)。2015年澳门首位公开发声的跨性别女性曾呼吁当局协助其更改身份证性别，同年法律改革咨询委员会表示会研究修法 (14)。但直到2020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仍在质询澳门政府是否采取行动落实跨性别者合法更改身份证性别标记的措施。可见澳门进展缓慢，跨性别居民如需变更法律性别，往往选择赴境外（如香港）进行手术并更换证件，然后再回澳承认。

医疗政策与服务可及性： 跨性别者的医疗需求包括心理咨询、荷尔蒙替代疗法（HRT）和性别重置手术（GAS）等。中国大陆对这类“跨性别医疗”制定有行业规范。原国家卫计委在2009年发布《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2017年又进行了修订更新。根据规范要求，实施变性手术需满足一系列条件：患者年满20周岁、未婚，并连续两年以上明确坚定地要求改变性别；需要有二级以上医院精神科的“易性症”诊断证明，且获得直系亲属知情同意等。这些要求（尤其是父母同意）使不少跨性别者，特别是尚未独立的年轻人，难以在国内顺利获得手术资格。“我需要家长同意才能做自己”，正是国际特赦组织对此的批评报告标题 (15)。实践中，许多大陆跨性别者被迫拖延手术计划或转赴泰国等国外寻求手术。荷尔蒙治疗方面，大陆并未将跨性别HRT纳入常规医疗服务，内分泌科鲜少有规范诊疗途径。不少跨性别女性因买不到正规处方的雌激素和阻滞剂，只能网购药物自行用药，被称作“药娘”。据调查报道，这类药物价格昂贵且途径隐蔽，加之部分医生出于成见不愿提供帮助，使得跨性别者完成生理过渡常耗时数年、历经重重困难 (2)。截至2021年前后，大陆已经开始出现面向跨性别群体的友善医疗服务：如北京北医三院于2018年开设跨性别专科门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于2021年开设跨性别青少年门诊。这些举措表明专业医疗界在探索为跨性别者提供规范服务，但覆盖面仍非常有限。

香港的跨性别医疗服务相对成熟一些。公立医院如伊利沙伯医院设有专科团队评估和安排变性相关治疗，但申请者依然需要漫长的评估周期和严格把关。港府医院管理局提供的“性别分配不安”治疗通常包括心理评估、至少一年的生活体验（以目标性别生活）、激素治疗，再经多学科委员会批准后方可进行手术。由于程序复杂，部分有条件的港人选择私营医疗或赴泰国手术以加快进程。总体上，香港医疗体系在跨性别诊疗上较大陆开放，但仍属“小心谨慎”模式。

台湾被视为亚洲性别重置手术技术领先地区之一，多家医院开展变性手术（如林口长庚医院以手术精细着称 ([PDF] 台灣跨性別手術的最新進展～)）。台湾社会对变性医疗的认知度较高，性别确认手术的国内需求和技术水准在亚洲名列前茅。然而，医疗资源的分布和指引仍不尽完善。有台湾跨性别者反映，虽然有愿意提供相关服务的医师，但医院往往缺乏明确指引，因此许多资讯需要靠跨性别者自行上网或向朋友打听 (7)。在健保方面，跨性别相关的诊疗（如心理咨询、激素、手术）目前大多不在公费给付范围，费用需自理，这对经济弱势者是巨大负担。

职场与教育中的法律保护/歧视： 法律层面的反歧视保护在不同地区情况迥异。中国大陆尚未将“性别认同”纳入任何一部明确的反歧视法律。宪法和劳动法笼统规定男女平等就业，但不涵盖跨性别者因性别表达或身份带来的歧视问题。现实中，跨性别者在求职和就业过程中遭遇不公的情况屡有发生，却缺乏救济途径。2016年贵州发生了全国首例跨性别者就业歧视诉讼：一位跨性别男性员工因为着装举止女性化而被公司辞退 (16: 中国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败诉 - 美国之音)。法院最终裁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需赔偿工资损失，但并未支持关于“性别歧视”的主张，判决认定此案“不涉及歧视” (17: 贵阳跨性别就业歧视案宣判：违法辞退，但不涉歧视)。虽然形式上原告胜诉，但法律并没有正面确认跨性别者平等就业权，意味着此案更多被视作普通劳动纠纷。一审法官在判决中曾含蓄提及，用人单位因看不惯员工性别表达而解雇属于歧视是不妥的 (18)，但由于缺乏上位法依据，最终未能在判决主文中体现。此后，大陆又出现了几起类似诉讼，均凸显司法在此类新型议题上的谨慎与局限。教育领域也无针对性别认同的反歧视条款。一些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按照身份证性别着装、住宿，这对跨性别学生造成困扰 (5)。目前大陆学校缺乏弹性政策来照顾跨性别学生的身份认同需求。

香港同样没有将“性别认同”纳入《性别歧视条例》或其他反歧视法案。香港现有的四部反歧视法（性别、残疾、家庭岗位、种族）并未覆盖“跨性别身份” (19)。早年曾有倡议增设“性倾向及性别身份歧视条例”，但立法进程长期受阻 (20: Hong Kong's legal battles over LGBTQ rights: key dates - France 24)。目前，对于跨性别雇员而言，一条特殊途径是借助残疾歧视条例提出申诉——因为跨性别状态常被视作“性别不安（性别焦虑症）”的精神医疗诊断，从而可归入残疾范畴。事实上，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2005年的指引曾将变性人受到的不公对待视作残疾歧视的一种。不过这种做法备受批评，因为它前提是将跨性别者病理化。当事人往往不愿以“我有精神疾病”为由去投诉雇佣歧视。因此，香港职场中的跨性别者维权仍很困难。有研究显示，高达34.8%的跨性别受访者在就业中曾遭遇歧视待遇。2002–2017年间，香港平机会仅收到53宗跨性别人士依据《残疾歧视条例》提交的投诉 (19)，真实发生的歧视情况显然被严重低估和隐形了。

台湾在法律层面相对领先，已逐步将性别多元纳入反歧视框架。早在2004年施行的《性别工作平等法》中，即明确禁止就业时因性别倾向或性别认同等因素歧视求职者。此外，2011年修订的《性别平等教育法》也要求学校推进多元性别教育，尊重包括性倾向、性别特质和性别认同的差异，消除校园性别歧视 (21)。这意味着台湾无论在职场还是校园，法律上都已将跨性别者列为应受保护的一类，禁止因其身份或表达而歧视排斥。不过，法律的执行与社会观念的转变仍需要时间。调查显示，仍有相当比例的台湾跨性别者在求职时选择不公开身份，或遭遇拒录、职场骚扰等情况。在性别友善环境建设上，台湾公众态度也在持续改善。行政院性别平等处2023年的民调结果显示，77.3%的台湾民众同意“跨性别者可以以自己觉得最自在的方式打扮，在学校读书或职场工作”，91.4%的民众表示“可以接受与跨性别者当同事” (22)。这些数据反映出台湾职场对跨性别者的包容度大幅提升，为法律保障的落实提供了良好土壤。

澳门在反歧视法律上几乎未涉及LGBT议题。据资料，澳门法律仅在极有限范围（如《劳动关系法》）中提及性取向歧视的禁止，对跨性别者则无任何专门保护 (14)。例如，澳门2018年实施的《防止家庭暴力法》将同性伴侣纳入保护，但跨性别身份并不在考量之列。整体而言，澳门跨性别者若在工作或生活中遭遇歧视，目前缺乏法律途径救济。这与澳门社会对性少数议题的保守态度相关，也与其法律体系较滞后有关。

三、社会污名化及媒体偏见

主流媒体报道情况： 长期以来，跨性别群体在华语主流媒体中往往被边缘化，少有准确正面的形象。较早时期媒体对变性话题的报道常带有猎奇和刻板色彩，比如将跨性别者称作“变性人”“人妖”等贬义称呼，过度聚焦手术细节或外貌变化，忽视其人格和真实生活。近年来，这一情况有所改善。一些严肃媒体开始关注跨性别者权利，以人权和医学视角进行报道。例如人民网在2014年曾引用专家的话指出，易性症患者通常在三四岁就萌发变性想法 (15)，试图向公众科普跨性别的形成机制。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也刊发过关于跨性别青年、跨性别职场困境的深度报道，让社会看到这一群体面临的现实问题。不过，负面和戏谑的报道仍然存在。在娱乐新闻中，跨性别者有时被当作噱头。例如某些八卦媒体炒作男明星“涉跨性别绯闻”，将之渲染成丑闻，潜台词是跨性别者不被当作正常人看待。这类报道强化了大众的不良印象。

在香港和台湾，媒体对跨性别议题的呈现相对多元。香港的英文媒体（如《南华早报》）常有同情视角的人物特写，将跨性别者描述为“灵魂困在错误躯壳中的人” ，呼吁社会理解。此外，一些香港纪录片、访谈节目开始讨论跨性别话题，如电台节目邀请跨性别人士分享经历等。但也有负面的例子：2013年一名跨性别女子投诉在香港机场接受海关人员检查时遭到羞辱和侵扰，被迫接受侵犯性别尊严的对待达九小时 (23: 香港跨性别权益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该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对执法部门歧视的批评，暴露了某些执法者和媒体对跨性别者仍存偏见。台湾媒体总体友善度更高，经常使用当事人认同的性别代词和名称来报道跨性别者的新闻，并关注政策和人权进展。例如对跨性别者争取免手术换证、校园性别友善厕所等议题，主流媒体多给予正面报道和讨论平台。当然，在社论和社交版面上，也能见到保守声音对跨性别议题的质疑甚至污名，这部分在后文公众舆论部分详述。

污名与刻板印象： 社会对跨性别群体的误解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将其病态化，认为跨性别是一种心理或精神疾病；二是将其道德化，认为跨性别者的选择有悖伦理、不符传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陆将“易性癖”列为精神障碍（收录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 (15)。这使大众普遍认为变性欲望是不正常的，需要矫治。尽管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性别不一致”移出精神疾病范畴，但上述观念在华人社会仍有残留。在大陆及港台的一些年长一代眼中，子女要变性是“想不开”“心理有病”，需要治疗或思想矫正。另一方面，传统性别规范根深蒂固的人群对跨性别者常抱有道德恐慌，担心他们“欺骗”性别或威胁他人安全。这种刻板印象在公众讨论如“厕所之争”中表现明显——一些人反对未做手术的跨性别女性进入女厕，认为会危及女性安全，其实这种假设并无依据却造成对跨性别者的污名。

学术调查揭示了污名的广泛存在及矛盾现象。一项对中国公众的态度研究显示，在家庭层面，跨性别者是LGBT群体中接受度最低的：有57.6%的受访者表示家庭对变性成员“难以接受”或“完全拒绝”，近九成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家庭无法接受跨性别子女 (5)。超过70%的跨性别受访学生曾在校园遭受过霸凌或暴力 (5)。这反映出传统文化中对性别越界行为的强烈抵触。然而矛盾的是，当讨论对象不是自己身边的亲友，而是公众人物时，中国社会似乎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例如知名舞蹈家金星女士作为公开的变性人，在电视荧屏上获得巨大成功，被许多观众喜爱，被视为勇敢自我的象征 (5)。这种“一远一近”的态度差异意味：很多人可以接受银幕上的跨性别明星，却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是跨性别。这也揭示了污名往往源于缺乏直接接触和了解，导致恐惧大于理性。

社交媒体讨论与风向： 在近年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微信、论坛、短视频）上，跨性别议题时有引发热议。年轻一代网民对多元性别相对宽容，不少人为跨性别网红和艺人加油点赞。例如大陆短视频平台上拥有上千万粉丝的舞蹈博主Abbily（本名王嘉辉），就是一位跨性别女孩。她在19岁时于微博公开自己的女性身份，引发巨大关注，一度登上热搜 (24) (24)。最初，大量网友为她的勇敢和真诚点赞，称赞其“从女装大佬到跨性别者再到完成手术”的经历是励志故事 (24)。这种正面反馈显示出社交媒体时代公众观念的进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网友愿意站在跨性别者一边表达支持。然而，社交媒体舆论也非常多变。Abbily事件很快出现反转——有网友质疑她未满20岁不可能完成手术，指责其“谎称手术”“炒作博眼球” (24)。当Abbily承认尚未手术、只是表达决心后，不少人开始攻击她欺骗公众、人设造假 (24)。舆论迅速由支持转为谩骂。尽管Abbily的初衷可能是希望得到认同，但这次风波也暴露出：公众对跨性别的理解仍浅薄，很多支持经不起风吹草动，潜意识里的偏见会在机会出现时回潮。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讨论中，比如当有媒体报道未手术的跨性别女性进入女厕时，微博上充斥着质疑跨性别者别有用心的言论，把个例上升为对整个群体的攻击。这类社交媒体论战反映大众认知亟需深化。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为跨性别社群提供了发声工具。许多跨性别者通过微博微信记录自己的生活、科普跨性别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周围人的看法。例如有微博大V以跨性别者身份持续分享变性过程，吸引了大批粉丝关注和讨论。同时，跨性别社群也利用网络倡议公益活动，如每年11月的跨性别纪念日（悼念因跨性别身份遇难者）在中文互联网上逐渐有人响应。在香港和台湾，脸书、YouTube上也出现越来越多跨性别KOL（意见领袖），他们以化妆、穿搭、脱口秀等方式融入主流，改变刻板印象。

公众舆论接受度与争议点： 总体来看，华人社会对跨性别群体的接受度近年有所上升，但争议点依然突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民调和研究显示公众对跨性别者持积极态度的人数在增加。2017年Ipsos对中国城市居民的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认为跨性别是自然现象，62.9%的人同意“他们的存在很自然”，62.6%的人称赞“他们很勇敢” (5)。大多数人不同意“跨性别者在犯罪”或“跨性别者有精神疾病”，多数也认可当今社会对跨性别的宽容度正在提高 (5)。在香港，据2016年平等机会委员会调查，有67%的市民赞成应立法保护跨性别者不受歧视 (5)。台湾更在近年民调中呈现压倒性友善趋势（如前述77%支持跨性别者自在表达自我，91%愿与其共事 (25: 行政院112年性平民調結果出爐！同婚支持度較合法前提升25.2百分點，74.1%支持同性配偶收養子女 (行政院全球資訊網-本院一般新聞) )）。这些数字显示公众认知在理性化，多元性别逐渐被视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一些争议议题上社会仍存在明显分歧甚至对立。首当其冲的是“跨性别者使用公共卫生间、更衣室”的问题。保守意见认为，法律若允许生理男性但认同为女性者直接以女性身份活动，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危及女性隐私安全。这类观点在台湾针对免术换证的讨论中尤为常见。不少反对者声称，一旦放宽规定，“会有很多自称跨性别的人跑去用女厕”，引发各种隐患 (7)。随着讨论度升高，网络上出现大量对此事的谩骂与攻击，甚至上升到对跨性别群体的妖魔化 (7)。这表明“厕所话题”已成为跨性别议题中最具争议和煽动性的焦点之一，需要通过公众教育和理性对话来化解。再如，涉及未成年人的跨性别议题也引发争议。部分舆论担心青春期青少年受到网络影响“误以为自己是跨性别”，从而做出不可逆的决定。这在大陆一些家长群体中造成恐慌，他们呼吁严格管控相关信息，甚至有声音要求禁止未成年人接受任何跨性别相关医疗。这种忧虑在医学上并无依据（跨性别并非“传染”或诱导形成），却真实地影响着政策走向，使未成年跨性别者更难获得及时帮助。

需要强调的是，公众对跨性别的态度往往建立在有限的信息和观感上。在缺乏深度接触的情况下，一些极端个案（如冒名顶替、犯罪者假扮异性等）会被误认为是普遍风险，从而加深误解。这就要求媒体和教育更加负责任地引导舆论，既不可盲目迎合偏见，也应正视公众的疑虑，用事实澄清谣言、用数据回答问题。近年来，随着有更多跨性别者勇敢公开自己的故事，公众舆论场中支持理解的声音也在变强。例如，当发生跨性别者被暴力侵害的事件时，越来越多人站出来谴责暴行、质疑警方和媒体的处理。2022年3月武汉某商场男厕发生疑似因跨性别身份引发的凶杀案，据传受害者是一名跨性别女性，但官方通报却将其按身份证性别登记为男性，相关讨论一度在微博上被压制 (26)。许多网民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别再压热搜，命案需要曝光度” 。跨性别群体也在网络上呼吁关注自身安全，强调“不要漠视我们的死活” (26: 武漢商場男廁驚傳重大命案，疑有跨性別女性遭持刀殺害　微博壓熱度引發恐慌-風傳媒) 。这些舆论动态说明，公众同情心在逐步凝聚，对涉跨性别的社会议题已经开始形成监督力量。不过，要真正消除污名，还需长期努力，包括将性别多元教育纳入主流、名人榜样发声、各界对谣言和偏见予以及时驳斥等。

四、互联网文化中的跨性别传播与文化特征

社交媒体与流行文化可见度： 在网络时代，跨性别群体的形象通过各种数字平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从微博、微信到抖音、B站，涌现出一批跨性别网红和内容创造者，使大众有机会接触跨性别者真实多样的生活。这种可见度（visibility）的提升是近年来的重要现象。短视频平台上，不少跨性别者分享化妆、唱歌跳舞或日常Vlog，积累了可观的粉丝。例如前文提及的Abbily在抖音发布舞蹈视频走红；还有一些跨性别女性主播在直播间和观众聊天带货，赢得了经济独立。据澎湃新闻报道，有跨性别主播在网络直播的道路上既感受过屈辱也收获过温暖：起初她经常遭遇弹幕羞辱，但也有网友给她鼓励，让她在虚拟舞台上找到了自我认同 (27)。这类亲身讲述拉近了跨性别者与普通网民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神秘感和刻板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人气的获得并非易事，跨性别网红往往需要承担比常人更多的压力。一方面，他们必须面对恶意评论和网络霸凌。不少跨性别内容创作者都会收到攻击性言论，例如嘲讽他们的声音、长相不像生理性别那样“标准”等。这种网络暴力可能对跨性别者的心理造成伤害。但很多人选择坚强应对，通过幽默或教育的方式化解攻击，同时制定严格的版规屏蔽辱骂，提高社群质量。另一方面，平台的内容监管政策也影响跨性别者的网络可见度。在内地，针对网络低俗或不良内容的整治时有发生，2017年微博曾短暂禁止“涉及同性恋内容”的发布引发抗议，部分涉及性别多元的账号被清理。2019年后，广电等部门明令禁止影视综艺中出现“娘炮”等表现，连带使得性别气质偏离传统的形象在主流媒体中式微。这种环境下，部分跨性别或性别非典型的内容创作者可能被误判为不合规范而遭限流甚至封禁。有案例显示，某些跨性别博主的科普视频被平台以“敏感问题”为由下架，许多与跨性别相关的信息帖文也因被认定“违反法规”而删除 (15)。这使得跨性别群体赖以获取医疗和法律知识的网络资源一度大量消失。因此，可以说跨性别者在网络上的传播机会与风险并存：他们比以往更容易发声，却也时常处于审查和舆论风波的边缘。

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影响：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应用的兴起，让跨性别群体有了展示自我的新舞台。由于这类平台算法推荐机制，不论用户身份背景，只要内容有趣，都可能被大量传播。这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把关壁垒，使一些普通跨性别人的日常生活走进公众视野。例如，有跨性别男性在B站记录自己一年来声音和外貌随睾酮注射变化的过程，视频感动了无数观众；也有跨性别女性在抖音分享化妆护肤技巧，同时聊自己的心理旅程，收获很多忠实女性粉丝，把她当姐姐般看待。这种去标签化的呈现（关注的是才艺或生活本身，而非跨性别身份）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大众对跨性别的接受。不过短视频的碎片化特征也可能滋生误解：有些人可能只看到跨性别者光鲜亮丽的一面，将之视为“哗众取宠”或“一夜成名”的捷径，忽视了他们背后的艰辛。此外，直播经济为一些跨性别者带来收入与独立的机会。由于就业歧视，部分跨性别者难以在传统职场立足，转而通过淘宝直播、游戏直播等谋生。然而直播行业竞争激烈，为吸引流量，一些主播不得不迎合大众猎奇心理，将自己的变装或变声过程当作噱头表演。这可能强化公众把跨性别者当作娱乐对象而非平等看待的人。因此，需要倡导平台给予跨性别主播多元内容创作空间，而非逼迫他们靠自嘲或刻板形象博眼球。

网络论坛与社区组织模式： 在论坛和社交社区方面，早期的天涯社区、豆瓣小组、百度贴吧等就有跨性别相关的话题版块，供匿名用户讨论变性经验和心路历程。这些平台培养了最初的线上社区雏形。例如百度“CD吧”（伪娘吧）和“TS吧”在2000年代活跃一时，聚集了大量跨性别及性别酷儿人群，虽然也混杂着刻板称呼和外界窥探者，但对信息交流起到了窗口作用。近年，QQ和微信取代论坛成为主要的社区组织载体，跨性别者往往通过熟人介绍加入私密的群组。据不完全统计，大陆范围活跃的跨性别QQ群、微信群可能有上千个，有的侧重分享医美资源，有的专注心理支持，还有的专为跨性别学生或长者服务。这种社群组织模式呈碎片化、去中心化特点：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公开协会，取而代之的是众多小圈子自治。在这种网络组织中，成员彼此提供信息（如推荐友善医院、医生），也组织线下聚会联谊。从效果上看，网络社群增强了跨性别群体的凝聚力和集体意识。许多此前以为“自己是另类”的人，通过网络找到同路人后，心理压力大减，更勇于走出柜子。

网络社群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是显著的。一方面，它推动了社会议题的形成。比如大陆跨性别者通过网络串联，在2017年发起了一封联名信，呼吁取消变性手术需父母同意的规定，尽管未获官方回应，但引起媒体关注，促使更多人讨论这一政策不合理性 (15)。再如香港Henry诉讼案，背后也有网络社群的支持和资金众筹，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终审法院的胜利。台湾的跨性别者更借助社群力量，与立委、NGO合作召开记者会、提出法律修正草案——这些行动最初的号召和组织几乎都在网上进行。可以说，互联网让分散各地的跨性别者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在公共事务中作为一个集体出现，并要求改变。另一方面，网络社群也为现实中的个体提供直接帮助。不少跨性别者正是通过网上的联络，找到线下可信任的医生、咨询师甚至临时的住所。当某个地区有跨性别者遭受暴力或被逐出家庭时，网络社群往往能迅速募捐或协调支援，将线上力量转化为线下援助。这种互助在官方支持缺位的情况下尤为宝贵，相当于社群自我保护的机制。当然，网络社群也面临一些问题，如缺乏监管导致可能出现不良信息或骗局，对成员的支持专业度有限等。但整体而言，其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网络文化与身份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还催生了一些特有的跨性别亚文化和术语。例如大陆社群中，“药娘”指自行服药的MTF（男性转女性），“铁T”本意指Tomboy但也借指跨性别男性，“女装大佬”一词曾风行网络用于调侃男性变装者，虽然带有戏谑但也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到性别多元现象。随着讨论深入，不少人开始区分异装癖（仅为兴趣爱好或特殊目的的异性服饰装扮）与跨性别（深层的性别认同差异），认识到二者并不相同。这些辨析都是通过网络科普逐步扩散的。在台湾，年轻一代常用“跨儿”作为对跨性别者的友好昵称，或者用英文Trans直接称呼。在香港，社交媒体上也能看到对国际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等活动的响应。本地语言和网络文化元素的结合，使跨性别议题更加本土化、生活化，有助于消解那种觉得它是“西方舶来概念”的偏见。

然而，互联网文化双刃剑的一面是，当跨性别内容以娱乐方式流行时，可能削弱大众对其严肃议题的关注。例如某段时间B站上“变声期挑战”很火，许多UP主（包括非跨性别者）跟风模仿男声女声切换，这固然增添趣味，但也可能让真正需要变声矫正的跨性别者的困难被当成玩笑。不少跨性别网友呼吁，公众在消费相关内容时，别忘了背后是真实的人生。总体来说，网络给跨性别文化带来了更丰富的表达渠道，但也需要社群内部不断调整姿态，利用好网络平台传达正确信息、争取社会理解。

五、跨性别者与家庭关系

家庭往往是中国跨性别者面临的第一道难关。调查显示，近九成的原生家庭无法完全接受自己的跨性别子女。性少数人群中只有约5%的人敢向家人公开性倾向或性别身份 (28)。多数跨性别者在出柜后遭遇强烈的家庭矛盾：父母常要求他们改变举止打扮，甚至逼迫他们进入异性恋婚姻 (28: 反思 | 对性少数者最不包容的，恰恰是亲人 - 社会工作 Social Work -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网校 - Powered By EduSoho)。有近六成跨性别受访者得不到家庭任何支持。在极端情况下，几乎所有被父母察觉身份的跨性别者都遭受过至少一次家庭暴力。一些父母会以“为你好”为名采取过激手段，包括把子女强制送医进行“矫正”治疗。有案例表明，一位27岁的跨性别女性被父母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在97天住院期内经历了7次电击疗法 (29)。这类强制“扭转治疗”在跨性别群体中并非个例，约11.9%的跨性别受访者曾被强迫接受此类治疗，比例几乎是其他性少数群体的两倍。家庭的不接纳和暴力压迫导致许多跨性别者出现抑郁、自残倾向，甚至酿成悲剧：有青春期的跨性别孩子因无法得到父亲理解而在学校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30)。

尽管如此，也有少数家庭在了解和教育后选择支持自己的跨性别亲人。例如有父母在初难接受后逐渐理解子女的真实身份，主动寻找资料学习，并最终站出来接纳和捍卫孩子的性别认同 (30: 我接纳了我的跨性别孩子 – BIE 别的)。一些民间组织（如同性恋亲友会等）也在搭建家庭支持网络，帮助更多家长正确认识跨性别群体。在公众态度上，近年调查显示多数受访者赞同应赋予跨性别者平等的婚姻和收养权利。然而现实中，中国法律尚未承认同性婚姻，同性伴侣（包括一方为跨性别者的情况）无法共同收养子女。跨性别者只有在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并更改法律性别后，才能以异性恋形式组建家庭并收养孩子，但如果其伴侣与其出生时同性别，则婚姻和收养目前都无法可依 (31)。法律和政策的缺位使许多跨性别者在婚姻生育方面处境尴尬：不少人受到家庭催婚压力，却难以按照父母期望以原生性别结婚生子；而选择按照自我认同性别生活的人，又面临无法合法成家的困境。总体而言，家庭接纳度低和法律保障不足，使跨性别者在家庭关系中承受巨大挑战。

六、未成年跨性别者：学业、校园与“扭转治疗”

对于未成年的跨性别者，校园环境和医疗干预是仅次于家庭的关键问题。调查表明，跨性别学生在校期间遭受霸凌的比例高达70.8%，其中以言语侮辱、孤立排斥最为常见，许多人还被强制要求按照出生性别打扮 (32)。由于持续的歧视和压迫，跨性别群体的辍学率远高于常人，只有约52.3%的跨性别者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校园缺乏对性别多元的正确认识，教师和校方往往缺少干预，导致许多跨性别学生被边缘化。在现行教材和教育体系中几乎没有关于性别光谱和跨性别的内容，这使得师生对跨性别的了解非常有限，不利于减少针对他们的污名和欺凌。有专家指出，应当将跨性别者明确纳入校园反霸凌保护对象，并将性别平等与多元教育纳入课程，以从源头上遏制针对跨性别学生的校园欺凌。由于环境恶劣，不少跨性别学生不得不中断学业或转入更包容的教育机构。即便完成学业，跨性别者在学历证件上的性别也可能成为隐患：一些毕业生在做完性别重置手术后，希望修改毕业证件上的性别，却被学校以“法律无明确规定”为由拒绝。证件性别与自身认同不符让跨性别者在求职和生活中面临额外障碍，六成受访者认为这一问题会影响他们今后的就业和日常。可见，从校园到体制，现行环境尚未做好迎接性别少数青少年的准备。

更为严峻的是，一些未成年跨性别者还会被迫接受所谓的“扭转治疗”，即试图改变其性别认同的暴力干预。在缺乏相关监管和医学共识的情况下，部分家长误信偏方或出于绝望，将子女送往心理诊所甚至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这些机构有的采用电击等极端手段试图“矫正”孩子的性别认同。在前文提及的案例中，跨性别女孩灵儿在25岁时被家人送医，被诊断为“性取向不和谐”等问题，住院三个多月内被反复施以改良电休克治疗 (29: 遭7次电击治疗后，一位跨性别者起诉医院|住院_新浪财经_新浪网)。尽管院方声称电击是用于控制情绪、而非扭转性别，但未经本人同意强制实施这类治疗已严重侵犯人权。目前中国对这类针对性少数的“扭转治疗”缺乏明确法律禁止，只有在个别司法判例（如2014年同性恋电击治疗案）中认定此类行为违法。然而在跨性别领域，类似的强制治疗仍时有发生，造成对未成年人的二次伤害。幸运的是，随着公众意识提升和当事人的抗争，近年出现了跨性别者起诉实施“矫正治疗”机构的案例。医疗和法律界也开始反思如何保护青春期跨性别者的身心健康。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更积极的变化正在出现：2021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成立了国内首个针对跨性别未成年人的门诊，提供多学科评估、心理辅导等服务，旨在“减少他们的负面情绪，改善家庭关系” (33)。这一举措被权益人士称为积极信号，有望为困境中的跨性别青少年提供正规支持。然而总体来看，在校园反歧视立法、未成年人医疗干预规范等方面，中国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持续的校园欺凌和不当治疗给未成年跨性别者带来身心创伤，影响其受教育权和健康成长。社会各界需要更加关注这一群体，在政策和教育层面给予保护与支持。

七、经济/产业视角：跨性别者的就业与生存策略

就业歧视是中国跨性别者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之一。研究数据显示，跨性别人群面临的失业风险约为社会平均水平的3倍。由于身份暴露可能带来排斥，多达40.3%的跨性别者在工作中选择隐瞒真实性别身份，不敢以认同的性别表达自我。即便如此，仍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在职场遇到明显的不友好对待或排斥。其中跨性别女性（男跨女）在求职和工作环境中承受的外部压力最大。一些雇主会以性别表达“不符合形象”为由拒绝录用或解雇跨性别员工。2015年发生的“中国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中，跨性别男性C先生在贵州一家体检中心试用期仅一周就被以“不符合公司形象”为由辞退。仲裁庭最终认定用人单位的做法不构成违法歧视，仅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约400元，未支持求职歧视的主张 (34)。该案暴露出法律层面对跨性别者就业权益缺乏保障：目前中国并无针对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的反歧视立法，甚至法律体系中尚无“跨性别”的明确定义 (31)。雇主的歧视行为往往难以法律定性，跨性别求职者维权困难重重。C先生表示，他起诉并非为赔偿，而是希望推动立法改变这种状况；现实中很多跨性别者在求职时只能选择隐藏身份、强迫自己穿上与性别认同不符的工作服，否则很可能被拒之门外 (34: 中国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败诉)。

近年来，随着平等就业权受到关注，少数跨性别者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捍卫权益。例如2019年杭州的“小马就业歧视案”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新增“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后的首例跨性别诉讼。小马（化名）是一位完成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女性，据称因跨性别身份被公司以考勤为由辞退 (32)。该案引发了社会对职场性别多元的讨论。虽然诉讼过程艰难，但它提高了公众对跨性别就业歧视的认知，也促使一些企业开始反思多元包容的重要性。一些进步的城市和企业开始探讨在招聘和日常管理中杜绝针对性别身份的歧视。然而宏观来看，大多数跨性别劳动者仍处在就业弱势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从事低薪或非正式工作，以避免正式职场的排斥。据社区反馈，不少跨性别者选择自主创业、自由职业或新兴行业作为生存策略。例如，有些人投身于网络主播、自媒体等领域，在网上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和收入来源。一位昵称“阿娇”的跨性别主播分享道，她通过直播得到公司签约和重点培养，成为黄金时段的推荐主播，但也不得不穿“奇装异服”迎合观众，并时常遭到恶意辱骂和调侃 (27: 跨性别者网络主播之路，我感受到的屈辱与温暖_澎湃号·湃客_澎湃新闻-The Paper)。尽管网络直播给了跨性别者展示自我的舞台和谋生途径，但网络暴力和平台审查也带来新的挑战。同样地，另一些跨性别女性因为在正规就业市场屡屡碰壁，不得不转向酒吧表演、模特、性产业等灰色地带谋生。这些行业缺乏保障，工作环境复杂，使他们面临剥削和健康风险。据报道，中国约有400万跨性别者，但由于就业歧视和社会偏见，相当比例的人口生活在经济不稳定和社会边缘的状态 (35)。

除了个体努力，民间组织和社区也在帮助跨性别者提升就业技能、拓展生计途径。例如，北京同志中心等机构开设职业培训和就业支持项目，鼓励企业提供多元友善的工作机会。社群内部也出现了互助网络，有经验的跨性别者会分享求职面试技巧（如如何应对体检和证件不符的问题）等。不过，从根本上改善跨性别者的就业状况仍需政策层面的支持。目前国家尚未出台专门的反歧视法规来保障跨性别群体的就业平等 (31)。期待未来能在劳动法或反歧视立法中明确禁止因性别身份而歧视员工，应聘者能受到法律保护。同时，推动社会对性别多元的理解，营造职场多样性文化，也是减少歧视的治本之策。在政策、企业、社区多方努力下，跨性别者才能真正拥有公平的就业机会，实现经济独立和稳定生活。

八、非二元跨性别与更广泛的性别光谱

在跨性别族群中，非二元性别者（Non-binary）是一个特殊而多样的群体。他们的性别认同不完全是男性或女性，可能同时是男性和女性、介于两者之间、超出二元范畴，或完全没有性别归属感 (36: 他們的性別光譜‧非二元跨性別》關於性別，關於歸屬 Vincy) (32: 跨性别人群生存困境调查：多数人有遭受校园暴力经历_新闻频道_央视网(cctv.com))。中国社会对非二元性别的认知目前非常有限。传统观念里性别只有男女两种，这使得非二元者常被大众误解为“怪异”、“不男不女”。一些公开以非二元身份生活的案例表明，他们面临的污名甚至超过二元跨性别者：在工作场所，超过40%的跨性别者曾感到不得不隐藏身份；而对于无法以男或女简单归类的非二元者，职场和日常生活中的偏见更深。一位知名非二元跨性别倡导者朝小米（Chao Xiaomi）的经历颇具代表性：她留着浓密胡须却穿旗袍高跟鞋公开亮相，挑战了大众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尽管她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一定影响力，但仍经常遭到路人指指点点，甚至被骂“妖怪”，诅咒她去死 (35: The Nonbinary Chinese Fighting to Live Their Truth )。可见，在当前环境下，非二元群体依然被置于社会理解的边缘。

法律层面上，非二元性别在中国尚无任何承认。现行法规只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法定性别，而且要求跨性别者完成严格的手术和医学证明后才能申请改变法律性别。这意味着，不认同男女二元的人无法将自身认同反映到身份证件上。许多非二元人士并不希望或需要接受全面的性别重置手术，他们可能选择部分的身体调整（如去除第二性征）或仅通过服饰、名字来表达性别认同。然而，由于更改户籍性别的前提是完成规定的手术程序，非二元者实际上被排除在法律承认之外。同时，鉴于中国法律和医学仍将“易性症”（性别不一致）视为需诊断的精神疾病之一，非二元者若寻求医疗支持（例如激素疗法），可能面临诊断和审批上的困难。医疗机构往往以二元跨性别的标准流程提供服务，对于游离于二元之外的性别需求缺乏相应指南。这使得非二元人士在获取性别肯定医疗（gender-affirming care）时遭遇障碍，需要更长时间找到理解他们诉求的专业人员 (33)。此外，在日常生活中，非二元者也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他们常常被迫接受他人按照外表做出的主观性别认定，要么被当作男性要么当作女性；当试图解释“非男非女”的身份时，很多人无法理解，甚至连亲友也觉得难以接受。可以说，非二元群体正处于社会认同的灰色地带。

不过，随着全球性别多元运动的发展，非二元概念正逐渐传入国内年轻群体和网络文化中。近年在一些大城市的LGBTQ社群活动中，开始出现对“性别光谱”和非二元身份的讨论。一些倡导者和学者也在努力向公众科普：性别并非泾渭分明的两个极端，而是光谱连续体 (37: 近百种性别终于找到了（图） - 人民报)。例如，国内有公益机构翻译了国际上关于跨性别和性别非二元人群的健康照护指南，以期提高本土专业人士对非二元群体的了解 ([PDF] 关于跨性别者和性别非二元人群的初级和性别肯定护理指南)。“跨儿”这一统称在社区中被使用，涵盖了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以及性别酷儿等所有性别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人 ([PDF] 跨儿的性别困惑与身份认同 - ACHPPI 国际华人心理与援助专业协会)。这体现出社群内部对非二元群体的包容度在提高。此外，少数具有影响力的非二元人士（如前述的朝小米）通过媒体发声，也引起了一些关注和讨论。他们以自身故事证明性别多元的存在，呼吁社会给予理解。一些公众舆论调查也透露出积极信号：在关于跨性别者权利的全国性样本调查中，不少受访者支持跨性别者（涵盖非二元群体）享有平等权益，如不受就业歧视、拥有收养子女等权利 (38)。这说明至少在受过教育的群体中，对性别少数的态度正在缓慢转变。

当前，非二元性别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认知度低导致的误解和偏见、法律身份缺失带来的不便和不公、医疗和心理支持的匮乏，以及社区规模小带来的孤立感。在政策方面，尽管《精神疾病诊疗规范（2020年版）》等文件一度将“性身份障碍”重新列为精神障碍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LGBT权益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但国际疾病分类ICD-11已经去除了对跨性别的病理污名，这一点在国内逐渐被专业领域认可 (33: China’s First Clinic for Trans Youth a ‘Good Step,’ Advocates Say )。未来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增加对性别认同多元性的承认（例如允许变更证件性别时不以手术为唯一条件），将大大改善非二元群体的处境。文化上，近年官方对“阴柔”、“娘炮”形象的批判和禁播风潮 (39: 中國正式禁「娘炮」！文化部一口氣推16部作品：娘又怎樣？ | ETtoday生活新聞 | ETtoday新聞雲)无疑对性别非典型者的公众形象产生负面影响。这使得非二元以及广大小众性别表达者更难在主流媒体露面。在这种背景下，民间的文化传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纪录片、文学作品、自媒体等渠道，让大众看见非二元群体真实的生活状态，理解他们并非“畸形”,而是丰富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只有当社会开始正视性别光谱的存在，并给予不同性别身份者平等的尊严与权利，中国跨性别群体（包括非二元者）的生存环境才能真正得到改善。各层面的持续努力，正是为了让每一位跨性别者都能安全地做自己，在家庭、校园、职场和社会中过有尊严的生活 (38: Ta山 | 数据报告出炉！中国公众对跨性别者权利怎么看？)。

九、总结：数据与研究视角

通过综上对社群、政策、舆论、网络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跨性别群体处境正处于变革与挑战并存的阶段。一系列调研数据和研究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一群体的窗口：

社群生存状态数据： 2017年北京大学等机构的《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收集了2060名跨性别者的样本，揭示出他们在家庭、校园和医疗中面临的困难：59.7%的受访者得不到父母的支持，甚至在1,640名父母知情的案例中，除6人外所有人都遭遇了来自父母或监护人的暴力对待 (5)；70.8%的跨性别学生在学校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暴力或欺凌 (5)。另有对中国32个省市1,309名跨性别者的研究发现，90.4%的跨性别女性和84.5%的跨性别男性曾报告与父母发生强烈冲突，这种家庭冲突与跨性别者自杀未遂风险的增加有显著关联 (5)。这些数据从学术上印证了社群普遍反映的问题：家庭不接纳和校园欺凌是跨性别者成长过程中最大的伤害源之一。
公众态度研究： UCLA威廉姆斯学院2021年发布的《中国公众对变性人士权利的看法》报告，基于益普索对1008名中国成年人的调查，提供了宝贵的定量数据。报告显示，接受调查者中多数人对跨性别者抱有一定的理解：62.9%认为变性是自然的，62.6%认为他们是勇敢的 (5)。同时，超过半数人不同意“变性人士在犯罪”或者“变性人士有精神疾病”的说法 (5)。在具体权利议题上，45.1%的受访者赞成允许跨性别者使用与其性别认同相符的公共洗手间（反对者占38.6%，其余不确定） (5)。此外，多数人感到中国社会对变性人士的宽容度在提高，并希望国家加强对他们权利的保护 (5)。这些统计反映年轻一代和受教育较高人群的观念正在改变，为跨性别者融入社会带来希望。
港澳台数据： 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的调查（2016）发现，高达67%的市民支持为跨性别人群立法反歧视保护 (5)。而台湾行政院性平处的2022-2023连续民调也证实，台湾社会对跨性别的友善度稳步提升，最新数据77.3%的民众认同跨性别者应有权按照舒适的性别表达在学习和工作，91.4%乐意与跨性别者共事 (22)。这些官方调查结果显示港澳台的公众舆论环境相对大陆更为进步，也为当地政府推动政策变革提供了民意基础。例如台湾法院在2021年做出免术换证的判决，很大程度上呼应了社会上日渐增长的支持声浪。
医疗和心理健康研究： 国际特赦组织2019年的报告《“我需要家长同意才能做自己”》详细记录了中国跨性别者在寻求性别确认医疗服务时遇到的制度性障碍，包括过高的年龄限制和第三方授权要求等。报告呼吁中国当局废除手术必须年满20岁并需家属同意的规定，强调这些要求剥夺了18岁以上公民对自身医疗决定的自主权 (15)。另外，一些医学界研究关注跨性别者的心理健康：家庭冲突、社会污名与抑郁、自杀倾向之间有密切关系 (5)。这些研究为制定针对性的心理支持项目提供了依据，例如建立跨性别者危机干预热线，帮助有自杀风险的人群。台湾和香港的临床心理学者也在开展跨性别者压力与韧性的课题研究，以便医疗体系能够提供更友善的心理辅导。

综上所述，大陆及港澳台的跨性别群体近年在社会影响下的生存图景是复杂的。一方面，政策环境正朝着更包容的方向缓慢演进：香港放松了换证手术要求、台湾出现免术换证先例、大陆医院开设专门门诊等，都体现了进步的苗头。公众态度也整体趋于正面理解，年轻世代表现出更高的接受度。然而另一方面，深层的社会污名和制度障碍依然严峻：法律性别承认制度的不完善使许多跨性别者陷于身份困境，职场和校园中的隐形歧视尚未根除，家庭排斥和社会暴力导致的惨剧仍有发生。互联网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跨性别者壮大声量、互助维权的利器，也是滋生新型偏见和冲突的阵地。

未来，要改善跨性别群体的生存状况，各地需从多方面努力：立法上，应尽快建立性别法律承认机制，取消不必要的医学前提，并将性别认同纳入反歧视法保护；医疗上，应扩大跨性别友善服务供给，将心理支持与生理治疗相结合，并为经济困难者提供资助；教育和宣传上，应在学校开展性别多元教育，培训师长和用人单位认识跨性别议题，利用媒体讲好跨性别者的真实故事，消除刻板印象。正如台湾倡议者所言：“如果有一天，跨性别不再是一个议题”，那将是真正平等多元社会的实现 (7)。为达此目标，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可以肯定的是，跨性别群体的坚韧和社群力量，加之越来越多研究数据的支撑，将推动社会在理解和包容他们方面迈出更坚定的步伐。每一个跨性别者都应有尊严地生活在他们选择的性别中——这是本报告所反映的核心诉求，也是社会公义的发展方向。

参考资料：

【6】 Amnesty International, “我需要家长同意才能做自己” — 中国跨性别者寻求性别确认医疗程序时遇到的障碍, 2019 (15) (15)

【7】 中国首家跨性别门诊：只有来诊者，没有患者, 南华早报中文网, 2024 (1: GS点｜平等视角：中国首家跨性别门诊——只有来诊者，没有患者)

【8】 Amnesty International, 同上报告, 2019 (15: Report)

【11】 MTF.wiki, 户口身份证变更指引（摘录公安部通知）, 2008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跨性别权益- 维基百科)

【12】台湾法务部, 性别工作平等法 & 性别平等教育法 条文摘录 ([PDF] 第五章多元性別法律權益及反歧視) (21: 台湾LGBT权益-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16】美国之音, 中国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宣判, 2017 (18: 全国首例跨性别者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二审开庭，将择期宣判 - 澎湃新闻)

【19】 Williams Institute, 中国公众对变性人士权利的态度调查, 2021 (5) (5)

【23】澳门LGBT权益维基, 相关法律现状, 2020 (14) (14: 澳门LGBT权益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28】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跨性别女性的困境：买不到药的“药娘”, 2023 (2: 调查报道 | 中国跨性别女性的困境：买不到药的"药娘" – 普通话主页)

【33】澎湃新闻, 网红变性被骂，冤不冤, 2021 (24) (24: 网红变性被骂，冤不冤)

【3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中华女子学院, 跨性别者性别认同的法律承认 — 中国相关法律和政策评估报告, 2018 (5)

【37】【38】美国之音, 香港终审法院裁决&新身份证性别更改政策, 2023-2024 (9: 活动人士抨击香港针对跨性别者的身份证性别更改政策)

【42】 Wainao & 中国数字时代, 中港台跨性别群体平权之路, 2023 (7: 歪脑｜为什么修改身份证上的性别如此困难？中港台跨性别群体漫长的平权之路)

【47】行政院性别平等处, 112年性平民调结果, 2023 (22: 行政院112年性平民調結果出爐！同婚支持度較合法前提升25.2百分點，74.1%支持同性配偶收養子女 (行政院全球資訊網-本院一般新聞))

【53】风传媒, 武汉商场跨性别女性遇害案微博压热搜引恐慌, 2022

【55】 Williams Institute, 同上调查报告 图表数据, 2021 (5: ref)

【57】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ISS), Reforming the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in HK, 2023 (19) (19: Microsoft Word - 4242 Gender at Work in development Policy Brief_ Liona Li.docx)

【43】《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摘要, 2017 (4: 2017TGS_CHN_O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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