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现代自阉者（eunuch）群体：当身体改造遭遇身份焦虑的极端表达
在互联网的幽暗角落，一个游离于主流视野之外的群体已悄然形成。他们不是历史课本中的宫廷宦官，也不是宗教仪式中的苦行僧侣，而是一群主动选择切除性器官的现代都市人。从硅谷工程师到东京上班族，从柏林艺术家到上海大学生，这场静默的身体革命正在挑战传统性别认知与医学伦理的边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中文互联网，"北工大自宫事件"的猎奇讨论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性压抑文化的冰山一角，更是一个全球性亚文化社群的本土映射。本文通过爬梳跨国社群动态、临床研究案例与地下网络生态，试图解码这场极端身体改造运动背后的复杂心理图景——当性器官不再只是生理存在，而成为承载焦虑、欲望与身份认同的战场，人类对身体的掌控权究竟可以走向何方？
全球综述
现代自愿阉割者（自愿成为“太监”，eunuch）是一个存在于全球范围的小众群体。这些人主动选择通过手术或化学手段切除自己的睾丸，甚至阴茎，其动机多种多样 (1)。研究显示，一大主要动因是希望降低性欲，获得心理上的平静（所谓“太监的冷静”）。有受访者表示：“性欲导致的问题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睡眠……性幻想就像上瘾一样无法摆脱。阉割后小弟弟‘退役’了，就不再造成困扰” 。许多人期待阉割后性冲动减弱，从而专注于其他生活领域。
除了压抑性欲外，还有其他复杂动因驱使一些男性选择自阉：其一，出于宗教或道德原因。历史上，不少宗教传统将禁欲视为美德，极端者甚至以阉割来表示忏悔或献身。现代案例中也有男性因深感性欲有罪恶感，而用阉割作为赎罪手段。例如有人引用《圣经》“若右手使你犯罪，就砍下来”的教诲，将自我阉割视为摆脱色欲的宗教行动 。其二，有些人担心自己的性冲动可能导致不当行为，甚至犯罪，因而以阉割来防止性犯罪的可能。一名受访者坦言，他曾有不当暴露癖和不良性行为史（童年还遭受过性虐待），最终选择阉割来杜绝再犯的可能，并表示“现在完全无性，对此绝不后悔”。其三，少数人在特殊的两性关系或性取向背景下选择阉割。比如，有人为了取悦伴侣而接受去势手术，以配合对方性欲降低的状态，甚至作为极端的情感承诺。在一例BDSM（施虐受虐）关系中，一位顺从方男性把阉割当作对主导方的“爱的礼物”，称“我如今成为真正的‘妻子’（指阉割后扮女性角色），睾丸已经献给他作为纪念品” 。还有人纯粹因为性幻想和好奇心（所谓阉割癖，一种恋物癖式的冲动）而阉割，直言“就是想把命根子切了玩玩” (1)。
需要强调的是，现代自愿阉割者并非都是跨性别者，尽管有一部分人的经历与跨性别身份有关。一些男性最初产生自阉念头时，源于对女性身份的向往或对自身男性身份的不满。早期研究将这类动机与“性别认同障碍”相关联 。但有调查发现，多数自愿阉割者并不想变成女性，而是“摆脱作为男性的一些属性，又不想成为女性”。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我从没想过做女人，但我也不喜欢做男人” (1)。对这部分人来说，理想状态是在传统二元性别之外，成为一个“第三类别”的中性性别。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Male-to-Eunuch (MtE)”，即男性转变为太监身份 (2)。遗憾的是，当前主流医学并没有针对“男性-太监”的正式诊疗标准或支持路径 。这意味着，这些人往往无法像跨性别者那样，通过正规医院获得去势手术，只能在地下途径自行实现愿望 。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驱动力是与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BIID）相似的心理因素 。一些自愿阉割者报告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殖器官有强烈的排斥感，觉得“下体的那一部分不属于自己”，视之为身体上的累赘 。这种感觉与BIID中的“身体部位异化”如出一辙——就像有些人执意要截肢健康四肢一样，他们坚信阉割才能使身体感觉完整 。有受访者形容：“我的阴茎看起来就像不属于我。我巴不得把那玩意儿整个除掉” 。这类人常在阉割前就表现出自我伤害倾向，尝试过用绳索、胶带等方式束缚或毁坏生殖器 (1)。部分人被心理医生确诊为BIID，阉割被他们当作矫正“身体错置感”的手段 。
全球范围来看，现代自愿阉割的人数极少且隐蔽。然而，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彼此联系和交流经验的平台。在英语世界，Eunuch Archive（太监档案论坛）是最知名的线上社区。据报道，该网站拥有数千名注册成员，包含多个讨论板块，话题范围从安全阉割方法到阉割后身体和心理影响等 (3)。学者在2008年曾于该论坛发布调研问卷，短时间内就收集到3000多份回应，其中近百人自述亲手为他人执行过去势手术（俗称“刀手”或 cutter） (2)。由此可见，一个跨国界的隐秘社群借助网络形成。这些在线平台一方面让有此倾向的人获取信息、寻求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内容敏感，也往往带有私密、地下的色彩（论坛主页即警告包含可能令人不适的成人阉割内容） (4: The Eunuch Archive - Welcome.)。
历史上，自愿阉割并非现代才有的新奇现象，而是有着悠久而多样的背景。在许多古代文化中，宗教和社会因素孕育了阉割的传统。例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历史上一直存在被称为“印度劁人（Hijra）”或“跨性别圣人”的群体，他们通常透过阉割来获得第三性别身份，在宗教仪式和民俗中扮演特殊角色 ([PDF] The Castrated Gods and their Castration Cults)。这种出于信仰的自愿阉割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有学者指出，“将阉割作为宗教实践的现象一直持续到现代，在印度等地公开进行，在其他地区则秘密地存在” 。又如18-19世纪沙俄时期的“斯科普兹派”（Skoptsy），是一个极端宗教派别，要求成员包括男性自阉、女性切除乳房，以求灵魂纯洁和灵性上的“无性别” 。这些例子表明，自愿阉割背后的动机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有的是为了服侍皇室（如中国古代阉人多出于生存或仕途考虑，并非自愿，但也有穷人主动净身求宫廷职位的传闻），有的是为侍奉神明或追求来世救赎，有的则为了解决内心的冲突。进入近代后，随着医学伦理和法律的发展，多数社会对非医学需要的阉割持强烈否定态度，自愿阉割逐渐转入地下。但如上所述，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群体重新找到了交流空间，并以全球性的亚文化形式存在。
中文社群动态
在中文互联网和社群中，有关现代自愿阉割者的讨论相对少见，但并非不存在。由于文化与法律因素，中国境内没有公开的“自愿太监”社群，讨论更多以匿名方式出现在论坛、社交媒体或问答平台中，往往是借由新闻事件或特定话题引发。总体而言，中文社群对待此现象的态度以震惊、好奇、戏谑乃至批判为主，很少有公开表示认同或支持自阉行为的声音。
近年几起与“自宫”相关的话题事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热议。例如，2020年9月，有传闻称“北京工业大学一名男生因性欲干扰学习，在校内厕所挥刀自宫”。此事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引起广泛讨论。尽管事后真伪未有官方证实 ，网友们的反应足见大众心态。当有人在知乎上提问该事件真伪时，自称知情者的网友回答确有其事，并透露该男生是因为考研压力大且性欲过强，一时走极端所致。许多网友对这样的极端做法感到不可思议，调侃道“现在的学生为了学习也太拼了吧”。有人感叹其胆量：“太勇了…” （意即“胆子太大”），也有人反思社会导向，质疑“是不是受了‘男德’毒害？” （调侃是否受所谓教导男性禁欲自律的极端思想影响）。还有网友担心这名男生可能患有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知乎帖子中就有人提到，有抑郁症患者曾切掉自己的命根子，所幸及时手术接上 (5: 网传北京一大学生在厕所“自宫”切丁丁，称性欲影响学习（视频/组图） | 今日悉尼)。这一事件在中文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对性压抑教育和心理健康的讨论。一些网民将之与百度“戒色吧”现象联系起来，认为当事人的极端行为类似戒色群体中过度压抑导致的走火入魔 (6)。一篇豆瓣日记指出：不少年轻人在错误观念影响下，把正常的性欲视为洪水猛兽，幻想戒除欲望就能换来成功，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另一起引发中文社群热议的事件是2022年黑龙江裸男当街自宫。据媒体报道，一名男子全裸行走在乡间公路上，突然当众自行割下生殖器，场面血腥骇人。围观村民目睹后大声惊呼“这人病得不轻啊，快走！”。该视频在网络上传开后，网友纷纷发表震惊和调侃的评论： (7: 慎入！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裸男当街自砍生殖器，“血蛋”应声落地，吓坏目击的乡民（视频/组图） | 今日悉尼)“看着都疼！”（光看都觉得疼），“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引用武侠小说《笑傲江湖》的经典台词，意指难以置信），“好恐怖。”，还有人感叹“这年头什么怪人都有。”甚至戏称“卧槽，中国最后一个太监！”以及佩服地说“牛逼啊。”。这些五花八门的评论既体现了围观者的痛感共鸣，也包含着典型的互联网黑色幽默。许多网民以调侃的方式来消解对于如此极端行为的震撼，有人把当事人比作武侠小说角色或历史上的太监，以诙谐口吻来讨论。本质上，这些反应流露出大众对自我阉割行为的不可理解，多数人将之视为奇闻逸事或病态举动，而缺乏同理心或深入探究其心理成因。
除了这些极端案例，中文互联网上也存在一些针对阉割话题的讨论帖和问答。例如有人在贴吧或知乎提问“阉割后性欲真的会消失吗”，或好奇古代太监与现代去势的区别。这类问题有时会得到科普式回答。有医学科普作者指出，仅切除阴茎并不能完全消除性欲，因为睾丸仍会分泌雄激素；而即便连同睾丸一并摘除，人的大脑仍然保留性欲中枢，情感和亲密需求也不会因此彻底消失。正如有文章比喻：“就算没有了丁丁和蛋蛋，该喜欢的人还是会喜欢”，性欲并非仅靠身体器官维系 (8: 男人没了丁丁，就会断掉欲望吗？自宫后是不是真的变女人|性功能|性能力_网易订阅)。这类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澄清了大众的误解。例如，有网帖引用科学研究说明，动物阉割后寿命延长，并不意味着人类也应通过自宫来长寿 (9: 欲长寿，先“自宫”？雄性动物阉割后会延长寿命 - 生物谷)。总体来看，中文社区对“自愿阉割”的探讨更多停留在猎奇和科普层面，缺乏当事人现身说法的真实社群互动。在审查严格和主流价值观的环境下，中国并未形成类似西方那样的公开自阉者支持网络。相关讨论往往与性教育、心理健康、极端宗教或封建遗毒等议题交织，被作为反思社会文化的素材，而非对该群体本身的认同。
需要注意，在中文语境中，“阉割”“自宫”一词常被用于比喻，形容删减、自我牺牲或自我束缚等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讨论的走向。例如有人把某些企业为了转型而放弃核心业务戏称为“自宫求生”。因此，当现实中真有人自愿阉割，往往被当作荒诞不经的笑谈来处理，而很少深入关注这些人背后的心理需求或支持网络。这凸显出中文社群与西方自阉者社区的一个差异：中文讨论较为外围和情景化，而非围绕当事人群体展开。这也使得中国的自愿阉割者（若有的话）难以公开寻求同好支持，只能隐藏在大众视野之外。
学术研究
针对现代自愿阉割者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医学和社会学领域，以英语文献为主。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包括：这些人的心理动因是什么？如此极端的选择背后是否有精神病理因素？阉割对其身心健康有何影响？社会和伦理层面如何评价这种行为？
心理学方面，多项研究探讨了自愿阉割者的内在动机和人格背景。一系列由Wassersug等人主导的调查在2000年代中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他们将受访者分为几类：仅有阉割兴趣而未必行动的（Interested），将阉割作为性幻想的（Fantasy），有强烈愿望将来实施的（Wannabe），以及已经实施阉割的（Castrated）。结果显示，不同人群在心理和性格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有阉割意愿或实践的人比一般仅兴趣者更可能对两性都产生吸引（双性恋倾向较高） (10)。同时，纯幻想而不真想阉割的人性罪恶感较低，而真想阉割者往往伴随更强的内疚和矛盾。各组的心理健康指标总体相近，并未发现阉割者有明显较高的抑郁或心理不适 ——这与直觉相反，表明自愿阉割并不一定意味着严重精神疾病，动机可能比生理影响更关键 (11)。不过，有阉割欲望的人报告童年创伤发生率更高：不少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过性虐待、情感虐待或父母的极端管教（包括被威胁阉割） (1) 。研究指出，童年创伤和强烈性羞耻感是日后产生阉割欲望的常见诱因 (10: Differences in the Psychological, Sexual, and Childhood Experiences Among Men with Extreme Interests in Voluntary Castration - PubMed)。例如，一些受访者回忆，儿时因被父母抓到自慰或“行为不检”，竟被拿刀相威胁，“再乱来就把它切掉” 。这种早年阴影可能种下了将性器官与罪恶痛苦相连的观念，成年后在特定压力下演变为自残冲动。此外，研究还发现自阉者群体常抱有强烈的自卑和渴望改变的心理 (6: 北工大自宫事件与戒色吧的反思)。他们往往对自身男性身份或性能力不满意，希望通过阉割达到某种理想状态（无论是精神纯净、专注学业，还是成为另一个性别）。这些心理动因复杂多元，但归根结底，并非简单的“疯癫”可以解释。
医学和生理方面，学者关注阉割对身体的长期影响，以及这些人如何适应生理变化。医学上一度认为失去睾丸的男性（无论因病还是自愿）可能出现抑郁、焦躁、性格改变等，因为雄激素骤减会带来生理和心理影响。然而，对自愿阉割者的观察表明：由于他们事先渴望并接受这种变化，反而较少表现出负面反应 (11)。一项比较研究甚至指出，自愿阉割者在心理和社交功能上“运转良好”，整体幸福感并未因阉割而降低。这与那些因前列腺癌被迫切除睾丸的患者形成对比：后者常因性功能丧失而痛苦沮丧，而前者多数对结果感到满意。可见，动机上的差异决定了对同一生理结果的截然不同反应。自愿阉割者实现了内心夙愿，往往感到如释重负，性欲降低带来的冷静令他们满意 (11)。当然，医学上仍会关注诸如骨质疏松、肌肉流失、代谢变化等阉割后的长期影响。一项针对太监的历史研究发现，阉割可能延长寿命但也伴有骨骼改变等副作用 (12: Skeletal effects of castration on two eunuchs of Ming China - J-Stage)。现代医学可以通过激素补充部分缓解去势后的健康问题，但许多自阉者拒绝补充睾酮，因为那违背他们降低雄激素的初衷。这种情况下，医生往往处于两难：既要顾及患者意愿，又要确保基本健康。不过，由于自愿阉割者人数极少，医学界对此缺乏系统临床数据，大部分认识来自于个案报告和对线上群体的调查。
伦理和法律层面，学者探讨了自愿阉割所提出的挑战：个人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权应有多大？医师应不应该履行这样的请求？许多国家法律禁止无正当医疗目的的摘除人体器官。例如，西班牙在1983年以前曾引用反阉割的法律来拒绝变性人的手术请求 (13: 阉割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在医学伦理上，医生为健康人实施阉割被视为违反“无伤害”原则。然而，一些学者提出类比：既然跨性别人群可以在诊断后接受性别重置手术，那么对于“身份认同为太监”的少数人，是否也应考虑类似标准？目前尚无国家允许以满足心理需求为唯一理由的阉割手术。绝大多数自愿阉割案例发生在非正式场合，由当事人自助或找没有行医资格的人操作。这种地下行为非常危险，曾有多起因操作不当导致死亡或严重感染的案例。有研究专门调查了那些为他人执行去势手术的“地下刀手”群体。这些人本身很多也是自阉者，他们因为有经验且愿意帮助同好而铤而走险。 (2)调查发现，这些“刀手”通常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多数曾在农村长大，目睹过动物阉割；他们往往 outwardly 非常男性化，但曾有同性性经历；童年也受过性相关的创伤或威胁。这些发现揭示，自愿阉割者及其地下网络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一定心理社会模式可循。这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线索，也有助于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提前介入那些有严重自残意念的人群。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现代自愿阉割现象的认识仍在逐步深化。从早期将其视作单纯的性倒错或精神病态，到如今通过实证研究了解其多元动因和相对稳定的术后生活，这一转变有助于减少偏见。当然，由于样本有限，很多结论仍需谨慎。未来研究可能关注：文化差异在其中的作用（东方文化中的案例是否不同于西方？），长期随访阉割者的健康和社会功能，以及讨论在伦理上是否（以及如何）给予这群体必要的医疗支持或心理辅导。
社群组织与互动
尽管自愿阉割者人数稀少，他们仍通过各种方式形成了隐秘的社群组织和互动网络。正如前文提及的Eunuch Archive（EA）网站，就是该群体主要的线上交流平台之一 。在EA及类似论坛上，成员可以匿名分享心得，包括手术经验、术后护理、荷尔蒙变化感受，以及心理历程等。一位研究者描述该站点包含各种讨论版块，“话题涵盖从安全阉割的方法到雄激素剥夺对身心的影响” (3: Eunuchs Online |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这些论坛既充当支持小组（很多人在决定阉割前会上网寻求建议和精神支持），也包含大量幻想和文学创作（例如太监情色小说、空想故事等）来满足成员的精神需求 (14: Sadomasochistic erotica and the sexual response cycle: Insights ...)。由于主题敏感，这类社区通常要求注册，并对未成年人或无关者关闭。一方面，这保障了成员的私密性和安全感；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讨论可能走向封闭的“信息茧房”，强化某些人对阉割的执念。学者Jackowich等人指出，这些线上社区有自己的行话和文化，例如将准备接受去势的人称为“想阉者”（wannabe），把提供手术帮助的人称为“cutter（刀手）”等。正是在这些社区中，自愿阉割者感觉找到了“认同”：他们不再是孤立的异类，而属于一个理解他们的圈子。这种归属感往往进一步强化他们进行阉割的决心。
除了网上互动，线下的联络和互助在这个群体中也有发生。由于正规医疗体系基本不会为他们提供手术，自愿阉割者不得不探索地下途径。据调查，大多数人在论坛上交流一段时间后，会物色愿意帮忙实施手术的对象。有的是彼此交换信息，找到无执照的业余“术者”；有的甚至自己学习并为他人执行手术，从而在圈内获得名声成为专门的“刀手” (2)。一项对98位“刀手”的研究发现，他们很多本身也是阉割爱好者，曾通过非正规手术切除了自己或他人的睾丸 。这些人形成了遍布各地的地下网络：通过加密的联系方式或线下小型聚会互相联系。当某人下定决心时，可能会约见一位刀手，在旅馆房间或私人住所完成去势手术 (15)。例如2019年美国佛罗里达就发生一起案例：一名男子在家中为来自别州的志愿者实施阉割，不料术后出血不止报警送医，结果这位“地下医生”因非法行医被捕 (16)。类似事件说明，这种线下互助存在极大风险和法律隐患。然而，对于渴望阉割而又无法获得正规帮助的人来说，地下网络几乎是唯一选择。这个网络的存在也使我们看到社群内部的互帮互助精神：许多人完成阉割后，仍留在社区中指导后来者，分享自己的恢复经验，或者提供手术场所和器械方面的建议 (2) 。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社群功能类似于变性者社区中的互助，但因缺乏法律认可，隐蔽性更强。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特定文化中，自愿阉割者也会参与线下群体生活。比如前述南亚的Hijra群体，虽然与西方现代自阉者的背景不同，但他们在接受“涅槃”（阉割仪式）后往往集体生活，有自己的社群组织和师徒体系。这可以被看作广义上的自愿阉割群体的一种组织形式：以宗教或传统为纽带，成员彼此照顾，老一代“劁人”指导新成员如何在无睾状态下生活，并共同参与民俗表演或乞讨谋生 ([PDF] The Castrated Gods and their Castration Cults)。在中国古代，净身后的太监也曾形成庞大的宫廷群体，甚至有太监组织的行会和利益集团。然而现代中国没有延续这种社群形态，仅剩的太监在20世纪也逐渐融入普通社会。因此，当代自愿阉割者更多是松散的线上次文化圈子，不像某些传统阉割群体那样有稳固的线下组织。
总的来说，自愿阉割者社群的组织与互动具有以下特征：低可见度（对外人隐形）、高内部凝聚力（成员间强烈共鸣）、以及实用取向（信息交换和互助行为频繁）。他们依托现代通讯手段形成了一个跨地域的支持网络，在这里分享经验、寻找认同。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在主流社会无法满足其需要的背景下，少数群体自发建立的替代性支持系统。这种社群一方面缓解了成员的孤独感和困惑，另一方面也可能强化某些极端行为的正当性，使成员更坚定地朝阉割之路走去。如何引导这类地下社群朝更安全、理性的方向发展，也是研究者和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
与其他群体的关系
现代自愿阉割者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特殊群体有重叠或关联，包括跨性别者、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BIID）患者以及某些恋物/虐待倾向群体。探讨这些关联有助于加深对自愿阉割现象的理解。
首先，与跨性别者的关系最为明显也最复杂。许多自愿阉割者曾经探索过自己的性别认同问题 。有些人的自阉念头源自希望变为女性的欲望，但又不想或无法经历完整的性别转换过程 。研究发现，不少自阉者属于所谓“非典型跨性别”——他们对出生时的男性身份不满，却也不认同传统女性身份，因而选择通过阉割来部分地实现性别转换 。可以说，他们在人为地创造出一个第三性：既无典型男性的性征，也不具备女性器官。一些学者将这称作“第三类的性别幽灵”，既不同于男也不同于女 (2)。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自阉者都是跨性别或受性别焦虑驱使。大约有一部分比例（研究中提到大多数受访者）在回答是否想变女性时，明确表示“绝无此意” (1)。因此，自愿阉割群体与跨性别群体并不完全重合。不过，在社会看法上，这两个群体常被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涉及对身体性征的改变，都需要面对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在一些支持跨性别的圈子里，偶尔也能见到对自阉者的同情甚至欢迎，认为他们可以被包容在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的光谱中。然而总体而言，自阉者往往觉得自己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或典型跨性别，而是一个独立的身份类别。这种身份的模糊性也给他们带来更多社会认同困难。
其次，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BIID）群体与自愿阉割者有一定心理共性。BIID患者往往强烈感觉自己的某个肢体不属于自己，渴望截肢或致残来纠正这种“错配” (17: Body integrity dysphoria - Wikipedia)。自愿阉割者中，有相当比例报告类似的异化感，只不过目标部位是性器官 。有研究将那些主要因厌恶自己生殖器而自阉的人称为“生殖器伤残认同障碍”患者，可以被视为BIID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确实，有两名受访自阉者明确表示经精神科诊断患有BIID 。他们把阉割看作与截肢相似的行为：通过去除“多余”的部分来恢复心理上的完整。有趣的是，在相关论坛上，自阉者与BIID截肢爱好者之间也存在一定交流。有的讨论区涵盖所有“自残性身体修改”兴趣者，从切除手指、四肢到切除生殖器，都有人讨论。这些群体共享着一种对自身身体图式的深刻不满，并相信极端的手术能带来内心平静。因此可以说，自愿阉割者是BIID光谱中的一个分支。在医学伦理上，对待BIID患者的争论（是否允许医生为他们截肢以缓解痛苦）也类似地出现在对自阉者的讨论中。一些医学人类学家主张，将自愿阉割理解为一种身体身份障碍的表达，应当提供心理辅导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许可手术，以减少他们自行手术的危险 (2)。
再次，自愿阉割者和某些恋物癖/性少数群体也有交集。其中一个是与无性恋（asexual）和低性欲群体的关联。有些自阉者在术后将自己认同为无性别者或无性恋者，因为他们不再体验到性冲动，从而融入无性社群 (11: Modern-day eunuchs: motivations for and consequences of contemporary castration - PubMed)。一篇发表于无性恋论坛的文章就对自愿阉割现象表现出关注和共鸣 (1: Eunuch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haracterizing Men Who Are Voluntarily Castrated (Part I) - 2010 - Asexual Visibility and Education Network)。虽然大部分无性恋者并不会选择阉割，但都追求降低性欲对生活的影响这一点上，两者有相通之处。一些无性恋社群对自阉者持同情态度，认为这是他们实现自我认同的手段。另一个交集是与BDSM性虐恋社区。在阉割爱好者中，有一部分把被阉割或阉割他人当作一种性刺激的终极形式，属于虐恋性质的阉割癖（castration fetish） 。他们会撰写幻想故事或进行角色扮演，在网络上被称为“阉割幻想爱好者”。有极少数会付诸实施，将阉割作为性行为的一部分（如前述为取悦主人而去势的案例）。在BDSM圈子里，这种行为非常边缘化，大多数人也视其为过于极端的play而不予支持。但至少在亚文化层面，自阉作为性幻想的一种，有它特殊的位置。此外，LGBTQ群体内部有时也会讨论阉割议题。部分男性同性恋由于不想要性驱动力，或者出于对阳刚形象的厌恶，会考虑化学阉割来过上更平静的生活 (2: Voluntary Genital Ablations: Contrasting the Cutters and Their Clients - PMC) 。因此，在性少数社区的某个角落，自愿阉割被视为个人选择的一种极端体现。
最后，从社会视角看，自愿阉割者常被周围人和媒体误认为是其他群体的一员。例如，当香港一名男子因性别不安而自宫时，警方调查其是否患有性别认同障碍，将此举最初视作企图变性 (18) (18)。公众舆论也倾向于把自阉和精神疾病画上等号。在讨论区中，自阉者常被贴上“有精神问题”“受虐狂”等标签。这表明主流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概念了解较模糊，往往套用现有的类别（比如当作跨性别者、当作BIID或当作疯人）去解释他们的行为。然而，上述关联并不能完全囊括自愿阉割者的身份。他们更像是处在多个群体交汇处的一个独立现象：既涉及性别认同，又涉及身体认同和性心理，一身兼具多重维度。这种复杂性也提示研究者在分析时需要跨学科视角，不能简单归类。
总的来说，自愿阉割者与跨性别者、BIID患者等群体有重叠的动机和相似的经历，但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社群文化和身份认同。理解这些关联，有助于社会以更包容和专业的态度来看待自愿阉割现象，而不是将之视为单一维度的“异常”。
社会接受度与法律问题
现代社会对自愿阉割者的接受程度普遍较低，大众往往抱持难以理解甚至排斥的态度。从前述中文社群的反应可见一斑：当有人自阉的新闻出现，多数人以震惊、嘲讽回应，很少有人表示支持或认可。同样地，在西方社会，自愿阉割仍被视为禁忌话题。许多人将其与自残、自虐等负面概念联系在一起。在主流媒体上，偶尔有关于“现代太监”的报道，通常也是以猎奇的角度呈现，很难获得严肃讨论的空间。例如，《卫报》等媒体曾报道过研究者Wassersug对自愿太监的调查，将其标题为“成为太监的快乐”之类，试图引起大众兴趣 (19: The joy of being a eunuch | Research - The Guardian)。但评论区和社交媒体上，大众反应多是惊讶、不解，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需要矫治的心理疾病。
造成社会低接受度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性与身体完整的观念。大多数文化视男性生殖器为身体与男性身份的重要组成，自愿阉割被直观地看作一种“反常”或“自残”行为，挑战了人们对正常欲望和身体自主的认知。即便在相对开放的性少数圈子，自阉也远没有像变性、同性恋那样得到正面理解。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记忆的影响，阉割在人们心中常与暴力、压迫相连（例如封建社会对阉人的刻板印象）。因此，当有人自愿成为“太监”，大众往往无法想象其合理性，自然也谈不上接受与尊重。
在法律层面，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明令禁止未经医疗必要而实施人体阉割手术。这既是出于保护公民身体权利，也是为了规范医疗行为。具体而言，大多数国家把无医疗指征的阉割视作一种身体伤害犯罪（即使当事人同意）。例如，在中国和美国，若非因病施行睾丸切除，任何人为他人做这类手术都属非法行医或人身伤害。前述佛罗里达案例中，“地下刀手”就被以严重罪名起诉 (16: Florida man arrested after botching in-home castration surgery ...)。在英国等地，法律原则不承认对严重身体伤害的同意（参见著名的R v. Brown案件），意味着即便受害人自愿，被施术者也难逃刑责。同样，自我阉割虽然不可能被法律惩处（法律主要规范他伤行为），但如果因此引发公共安全问题或需要医疗介入，当事人可能被强制送医进行精神评估。例如香港的案例中，警方将自宫者按“企图自杀”处理并送往精神科检查 (18: 29岁男子为做女人用剪刀自宫(图)_手机新浪网)。
然而，法律在面对自愿阉割的灰色地带时也出现一些挑战。一个典型例子是变性手术与阉割的界限。变性女性（MtF跨性别者）通常需要切除睾丸，甚至阴茎，这与阉割在手术形式上类似。但因为其目的是性别重置，医学上有明确诊断（性别焦虑）支持，所以被社会和法律接受，并有相应的手术规范。在某些国家（如泰国、美国部分州），变性人甚至可以选择只做睾丸切除术（orchiectomy）而暂不进行造阴手术。此时，在法律定义上，这一行为是合法的性别肯定手术。但如果一个顺性别男性跑去请求医生切除睾丸，只因为“个人意愿”，几乎不会有医生同意，也没有法律保护。换言之，社会法律体系对阉割的接受，取决于其被包装的理由是否正当。性别认同障碍、癌症等被视为正当理由，而纯粹的个人意愿目前不被承认。这使得一些自阉者为了得到手术，不得不伪装成跨性别者以符合准入条件——这既有违诚信，也可能令真正的跨性别医疗评价过程变得复杂。这个问题在医学伦理上正引发讨论：是否应该为持续坚执要求阉割、但不认同自己是女性的男性，设立特殊的鉴定和许可机制？目前尚无国家这么做，但这一议题已被学者提出 。
文化差异也导致不同社会对自愿阉割的法律和接受程度有所不同。在一些有宗教阉割传统的地方，法律对某些仪式上的自阉默许或缺乏执法。例如印度部分地区对Hijra的私密阉割仪式就长期采取既不鼓励也不严打的态度——形式上违法，但实际较少追究，因为涉及宗教少数群体的人权。而在西方世俗国家，这样的行为更可能被直接取缔或司法介入。再如，韩国、波兰等国法律过去一度禁止任何形式的绝育手术（包括自愿绝育）基于宗教或人口政策 (20: Legal status of human sterilization by country - Wikipedia)。对于阉割这更极端一步，更无容忍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针对性罪犯允许或强制阉割（包括化学去势或外科手术）作为惩罚手段 (21: Besides Pakistan, here are five other countries with active castration ...) (22: castration of sex offenders)。例如，韩国、俄罗斯等对惯犯强奸犯可以判处化学阉割；美国部分州（如德州）法律甚至明文允许对特定多次性侵儿童的罪犯施行外科阉割 (15: Chemical and Surgical Castration for Sex Offenders - FindLaw)。这些措施引起巨大伦理争议，但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社会对“阉割”本身并非一概而论：当作刑罚时，有人鼓吹其正义；当作志愿行为时，却视为不可理喻。这种双重标准反映出公众情感：惩罚罪恶的阉割被赞同，因为是“他应得”；但好端端的人自阉，反而刺痛了多数人的心理边界。
总的来看，自愿阉割者在现行法律和社会规范下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他们法律上不被承认，有需求也无法正当满足；社会舆论上又背负污名，难获理解。这导致他们几乎只能在隐秘中求生存，通过地下或海外途径实现目标。这种境遇也引发关于身体自主权的哲学讨论：一个人是否拥有将自己健康器官移除的权利？在多大程度上，政府和医学机构有权干预个人对自身身体的处置？目前主流观点仍倾向于保护人不作“不可逆的错误决定”，因而不支持自阉行为。然而，随着对该群体心理研究的深入，如果证实某些人通过阉割确实获得长期幸福且不存在后悔，社会观念和法律也许会在未来有所松动。在此之前，自愿阉割者群体仍将游走于社会的边缘，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存在并互助。社会接受和法律规范的缺失，无疑加剧了他们的风险和孤立感。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和公众需要更认真地对待这一现象的原因：了解它、讨论它，才能决定是宽容接纳还是有针对性地干预预防。只有打开这扇隐秘之门，才能平衡个人自主与社会善意干预之间的尺度，最终寻找一个兼顾安全和自由的解决之道。